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趋势与进阶

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出海进程持续加快，海外销售量创下历史新高，全球化战略布局取得阶段性进展，对外出口成果丰硕。与此同时，国际贸易壁垒增多、海外准入认证要求严苛、全球供应链布局难度大、本土化运营建设不足等问题逐步凸显，成为新能源汽车出海面临的现实挑战。因此，稳步推进新能源汽车高质量出海，已然是我国由汽车大国迈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企业管理杂志 ，作者：张乃欣

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出海进程持续加快，海外销售量创下历史新高，全球化战略布局取得阶段性进展，对外出口成果丰硕。与此同时，国际贸易壁垒增多、海外准入认证要求严苛、全球供应链布局难度大、本土化运营建设不足等问题逐步凸显，成为新能源汽车出海面临的现实挑战。因此，稳步推进新能源汽车高质量出海，已然是我国由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经之路。

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新进展

一是出口量价齐升。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数据，2026年1—6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实现超预期增长，累计出口量达235.5万辆，同比大幅增长1.2倍；6月出口新能源汽车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单月出口规模首次超过传统燃油车，成为出口第一大汽车品类。对应出口量的大幅增长，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出口结构也在发生深刻变化：过往“以价换量”的低价竞争态势正在扭转，“优质优价”的中国品牌正逐步获得国际消费者的青睐。

据行业调研数据，目前，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均价已达2.98万美元，在欧美高端市场更是突破4万美元，说明中国新能源汽车在国际市场的定价权正在稳步提升。中国新能源汽车正逐步摆脱“便宜货”的标签，真正向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产品升级迈进。

二是头部企业的经济效益显著改善。根据企业公开披露的2025年财务数据，奇瑞海外收入首次超越国内市场，达1574亿元，占总营收的52.4%；比亚迪海外营收超3100亿元，占总营收约38%；吉利2026年一季度海外营收同比大幅增长126%。

从品牌表现来看，奇瑞稳居“出海一哥”地位，一季度累计出口39.33万辆，同比增长53.9%，占总销量的65.4%；吉利一季度出口20.30万辆，同比增长高达126%，其中新能源汽车的出口占比还在持续攀升。

三是出海版图持续拓展。从出口市场分布来看，东南亚、中东、拉美等地区正在成为新蓝海。据公开信息，在泰国、巴西等国家，以比亚迪为代表的中国品牌占据当地70%以上的纯电动汽车市场份额，当地出租车与公务车已实现全面“绿牌化”。特别是在高油价背景下，新能源汽车正以不可阻挡之势重塑全球汽车产业版图。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早已不只是“量”的比拼，更是一场关于增长逻辑、竞争本质和市场格局的深刻变革。

目前，比利时已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最大的海外市场，这意味着中国新能源汽车已经成功打入欧洲发达国家市场，而不再局限于在新兴市场“跑量”。同时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的落地合作以及贸易便利化安排，中亚、非洲等地区的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新挑战

一是技术短板弱项亟待补齐。首先，电池衰减是全行业普遍面临的共性难题。尽管我国动力电池的产业规模与技术水平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冬季异常掉电、长期停放掉电等问题仍未彻底解决；快充性能与电池寿命难以兼顾，固态电池量产成本偏高、稳定性不足，属于当前亟待突破的技术瓶颈。

其次，高端车规级芯片的供给能力与自主研发实力偏弱。车规芯片对耐高温、抗干扰有着严苛要求，国内产品在良率、可靠性、认证周期上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明显，产能和供应链稳定性不足，更容易面临供货短缺风险。

最后，自动驾驶大算力芯片研发短板突出。高阶自动驾驶需要高算力、低功耗的车载计算芯片，国内大算力芯片在峰值算力、算力利用率、算法适配性上，都与国际头部产品存在差距，国内车企普遍面临算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同时芯片的环境可靠性、信息安全等标准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

除此之外，整车电控系统集成度偏低、高压部件可靠性不足、车载高精度传感器国产化率不高等问题，也需要持续突破，才能进一步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二是国际竞争背景下的多重挤压和贸易壁垒升级。欧美工业强国加速推进制造业回流，新兴经济体竞相承接汽车产业转移，双方在新能源赛道形成同质竞争，对我国新能源汽车出海构成多重挤压，推动贸易壁垒升级。

为保护本土汽车产业，欧美国家纷纷以“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本地化、保障劳工就业、环境保护”等为由，挥舞“反补贴、反倾销、碳关税”的贸易壁垒大棒，不断为中国新能源车企的产品出口设置障碍。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征高额关税，试图将中国汽车阻挡在美国市场之外。2026年5月，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发布题为《美国需要汽车产业战略》的研究报告，提出美国政府应维持对中国电动汽车100%的关税，全面禁止中国汽车进口及在美生产，禁止中资企业收购美国汽车供应链企业；同时该智库还依据《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提出，美国应禁止中国车企在墨西哥设厂，将其“长臂管辖”延伸至盟友国家。

三是海外建厂难度高企。首先，对海外当地法规、气候、消费偏好的适配性不足。不同市场对“好产品”的定义存在差异，产品本土化适配不足会直接影响消费者满意度与售后体验。例如，挪威是中国电动汽车在极寒地区的重要市场，当地的高寒环境对电动汽车品质和售后体系提出了极高要求，这也是中国电动汽车进入挪威面临的核心难题。在寒冷环境的升温化雪阶段，洗车后充电口结冰导致车辆无法充电是常见问题，这类问题都成为对中国车企售后服务能力的重要考验。

其次，面临融入当地社会与应对地缘政治的双重复杂性。海外建厂不只是商业行为，还深受当地政治、环保要求与社区沟通的影响。例如，比亚迪在匈牙利塞格德的整车工厂推进过程中，遭遇了当地政府换届后的全面项目审查，投产时间一再延后。与此同时，劳工、环保、本地供应链等多重难题集中显现，也凸显了本土化治理与社区沟通在海外项目中的决定性作用。

最后，跨文化管理背景下的劳工合规风险。海外建厂需要将国内的精益管理模式输出到当地，但往往会因为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和工业基础不同遭遇水土不服。特别是东道国严苛的劳工法和工会制度，让习惯了国内高效运营节奏的中国车企频频碰壁，甚至引发严重的合规危机。

四是中国技术标准亟须对接世界。在中国新能源汽车热销海外的同时，技术引领也亟须跟上步伐。我国虽已主导参与ISO等新能源汽车国际标准制定，但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规则制定权仍由欧美国家掌控，我国仍处于“跟跑”“参与”阶段。

一方面，欧盟等东道国严苛的检测与认证标准体系，已成为阻碍中国新能源汽车海外布局的突出痛点与卡点。尤其是近年来欧盟陆续出台的相关法案，从多个维度对中国车企出海构成严峻考验。例如，根据《欧盟电池与废电池法规》，欧盟计划于2027年2月起对电动车电池强制推行“电池护照”制度，要求披露碳足迹、化学成分等信息，并公开电池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在此要求下，中国锂电企业不仅需要在欧洲设厂，还必须重构上游材料供应链，说服并协助国内材料供应商建立符合欧盟标准的碳数据核算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工作量与合规成本。这不仅考验车企的数据治理能力，还增加了核心商业秘密泄露的风险。

另一方面，我国高阶安全与能效标准体系仍不健全，这已成为制约新能源汽车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为支撑高阶智驾技术迭代，中国车企需要在海外建设数据中心等算力基础设施，但多数车企难以承受海外数据中心动辄数亿元的资金投入，既削弱了企业大规模布局的能力，又制约了智驾技术的深度出海。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趋势

一是生产端的“三个转变”正在重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代表性产业，标志着当前工业制造的基本范式正在向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转型。

首先，智能制造为汽车工厂装上了智能化的“大脑”和“眼睛”，让机器不仅拥有自主作业能力，还能根据实时工况做出最优决策。在汽车制造领域，智能制造模式赋予了制造系统信息深度自感知、智慧优化自决策、精准控制自执行的能力。2015年至今，中国汽车产业的机器人应用规模已增长七倍。智能制造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安徽合肥江淮尊界S800超级工厂内，全自动焊装线对5714个连接点实时监控，涂装车间通过AI技术重构漆面工艺，双拼色自动分色机器人将分色线精度控制在0.3毫米以内；浙江湖州吉利汽车长兴生产基地的冲压、焊装、涂装、总装等生产线上，近1000台工业机器人有条不紊作业，生产自动化率达100%，实现不到一分钟下线一台车。

其次，在绿色制造领域，汽车生产的绿色化应用成果显著。绿色工厂加速普及，全过程碳排放管理持续深化，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率超过90%，轻量化降耗技术效果突出，同时带动了供应链绿色协同，既降低了汽车的运行能耗，又提升了产品环保性能。

最后，服务型制造实现了“卖产品”与“卖服务”的深度融合。车企不再仅提供单一产品，而是输出一整套与产品绑定的配套服务。例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搭载自动驾驶、智能座舱硬件的同时，还配套了相应的音乐、游戏、办公等内容生态，推动汽车从单纯的出行工具转变为多功能智能载体，能够更好满足用户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

二是精益化数智化助力管理软实力的提升。伴随着中国产品出口全球，管理模式、商业理念、企业文化的溢出速度也空前加快。在夯实硬实力的基础上，车企在企业管理端，以精益化和数智化为特征的管理软实力提升与输出也日益显著。例如，中国一汽构建了EOA（企业运营智能）理念，将其全面贯穿企业运营全流程实践，为大型制造企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范例，以技术革新激活了发展新动能。截至2026年5月，中国一汽已累计上线20个数字员工，实现23项关键决策的智能化处理。以“001号数字员工”为例，它担任生产计划管理员角色，将客户下单、资源确认、订单排产、交期反馈等7个业务环节交由AI自动执行，原有业务人员则转型为数据挖掘者、模型构建者和业务优化者。从EOA理念创新到OpenMind（企业级智能体）落地实践，中国一汽以人工智能重构企业运营全流程，走出了一条特色转型之路。

此外，上汽通用五菱凭借电智化质量管理体系“345”模式入选国家级创新典范，被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质量发展局评选为以数字化手段全面提升质量管理的行业标杆，成为应用数字技术提升管理质效的经典案例。

三是体系化协同出海已成必然趋势。在推动全球汽车产业向电动化转型的背景下，体系化协同出海的重要性将愈发突显。体系化协同出海是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通过深化分工、内化交易成本、构建海外生态，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与释放动态比较优势的必然选择。首先，新能源汽车产业本身积累的生产能力与知识储备，是支撑我国新能源车企出海进阶的基本盘；

其次，上下游企业“抱团出海”可在东道国形成完整分工网络，在放大规模效应、提升专业化效率的同时，还能降低跨国交易成本，优化中国品牌的价格竞争力；

再次，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设厂后，通过深度嵌入当地制造业乃至服务业、融入当地生态圈，可实现从单纯产能出海到深层次生态体系输出的转变，最终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融入全球价值链；

最后，其最高形态是标准与规则出海，中国车企通过推动自身技术路线成为被国际市场广泛采纳的技术或产业规则，将其确立为行业基准，这不仅能提升参与主体基于共同规则的协作效率，还赋予主导企业定义行业“游戏规则”的权力，帮助企业获取持续性的规则红利。

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正从“走出去”向“走进去”转型。例如，在泰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形成显著集群效应：比亚迪、长城汽车等整车企业率先在当地建厂，带动国轩高科、中创新航等动力电池巨头，以及宁波拓普集团等零部件龙头纷纷跟进设厂。在欧洲，匈牙利已成为中国厂商的“欧洲桥头堡”：比亚迪在匈牙利投建欧洲总部工厂后，宁德时代、亿纬锂能迅速入驻，恩捷股份和华友钴业也相继落地。这种“一车出海带动全链”的模式，生动诠释了体系化协同出海带来的产业集群效应。上下游企业的地理集聚，不仅大幅降低了物流损耗与交易成本，还强化了技术协同；在规避贸易壁垒的同时，也能更贴近客户，最终实现产业链效益最大化与跨国界价值共创，标志着中国车企正从单纯出口商向系统集成商进阶升级。

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进阶之路

一是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着力突破“卡脖子”短板弱项。为夯实电动化核心技术的优势地位，产业界应持续加大对固态电池、高效电驱系统等前沿技术的攻关力度，进一步优化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性能与续航表现。同时紧扣智能化与网联化发展趋势，着力提升车规级芯片与底层操作系统的自主研发水平和规模化应用能力。此外，还要积极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与人工智能、新材料深度融合，重点强化资源循环利用，全方位筑牢产业链的综合竞争优势。

二是走出一条“从产品出口到生态共建”的出海之路。针对欧美等国家对中国电动汽车出口设置的贸易壁垒，一方面，要主动适配这些壁垒性规则。例如，针对欧盟碳足迹披露、提供“电池护照”等要求，我国须提前研究，推动产业界和企业提前布局，做好应对预案。另一方面，要构建产业与生态协同体系。除整车出口外，还要带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协同出海，共同打造适配东道国的产业新生态。此外，还可以借助出口信用保险，官方或民间的磋商协调机制等，应对海外“双反”调查等突发状况。

三是加强跨国投资风险识别与防御机制构建。当前，全球贸易壁垒高筑、保护主义抬头，中国车企出海已不再是单纯追逐利润，也不再处于被动的“乙方”地位，而正在向掌握全球供应链核心命脉的规则制定者转变。当东道国出现地缘政治巨变，或当地政府、合作方发生违背商业诚信、临时单方面变更商业条款等违约情形，乃至遭遇不可抗力引发风险时，出海车企既要保持清醒的战略定力，也要拿出及时止损的勇气，提升风险识别能力；即便遇到“市场敲诈”，也要提前备好随时中止谈判的筹码。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出海历程反复证明，跨国投资绝非国际慈善，合作的前提必须是基于主权对等的商业尊重。一旦合作方踩踏了控股权、知识产权与所有权这条红线，及早切断亏损源、采取防御性策略，才是符合现代商业逻辑的清醒决断。

四是在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的同时也要充分展示中国工业文明的软实力。企业出海的过程，本身就是文化铸魂、品牌增值与管理软实力培育和输出的过程。在新能源汽车远销海外、热销全球的今天，如何塑造中国汽车文化，如何带动中国工业文明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广泛、更深入、更准确地认识中国，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在产品出海的同时，要深度理解不同市场的用户使用习惯和审美偏好，加强管理、品牌等方面的培育与输出，充分展现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