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达顺：法治不能一成不变 须顺应现实应对新挑战

大法官梅达顺（右）星期三（9月2日）参加国大纪念新加坡法治200周年系列讲座。讲座后的座谈会由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亚洲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梁玲娟（左）主持。（新加坡国立大学提供）

新加坡对法治的理解不能“一成不变”，必须顺应所处环境，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发挥应有作用，应对世界变化和科技进步带来的日益复杂挑战。

大法官梅达顺星期三（9月2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纪念新加坡法治200周年系列讲座上指出，要理解和评定法治，最好的方法是看它在现实中如何体现，并结合每个社会的政治、社会和历史背景所衍生的迫切需求。

梅达顺提醒，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趋势改变，法律案件越来越复杂，费用也水涨船高，可能使法律保护超出普通民众可及范围，进而影响人们寻求司法公正、平等和对法律程序的信心。

他说，虽然法援计划和义务服务继续帮助无法承担律师费的人，法院也不断简化程序、扩大数码服务并加强公众宣导，但我们不应假定，提高现有程序的效率就一定足够。

他指出，虽然一些程序需要“更根本的重新设计”，但这并不意味着降低标准。而且，这些变革必须通过真正为服务对象而设并可及的制度和程序来推行。“对法治的重新理解，必须把实际可及性和程序的相称性视为关键要素。”

梅达顺也强调人在法律行业中的重要性。他说，虽然科技可协助研究和整理证据，但法官和律师必须对每项裁决和每份陈词保留有意义的责任，以维护公众信任和问责。

梅达顺承认，人工智能可简化法律研究、降低成本，但他引述印度最高法院2026年3月审理的一起案件发出警示——有初审法官在房地产纠纷中误把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判例当作依据，对当地法院的公信力造成不良影响。

演讲结束后，在座谈会上，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亚洲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梁玲娟问梅达顺：新加坡法治历程一直强调法律确定性、平等、法律面前问责和司法独立等原则，当不同道德考量出现矛盾时，法院如何调和？

梅达顺：解决微妙社会问题 法律不比政治处理理想

梅达顺指出，尽管有时人们寻求通过法院来解决僵局，但法律程序“非赢即输的二元形式”，用于解决微妙的社会课题并不理想。

“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往往最好交由政治层面处理，让社会和各个群体能够凝聚共识，或达致经过协调的折中方案。”

梅达顺以废除第377A节条文为例。他说，陈生枝案来到法院时，第377A节条文合宪性已不是第一次受到挑战，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社会如何看待同性恋者。

他回顾说，早在2007年，国会就决定保留第377A节条文，同时停止主动执法。他形容这是务实的政治妥协，目的是在多元宗教社会中维持和谐。“它虽然不完美，却是一个折中方案。”

上诉法院最终把问题严格聚焦于不执法承诺的法律效力，援引实质合法期待原则，裁定总检察长不能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根据第377A节条文提控。这一裁决既保护了申请人免受检控，也刻意给立法机关留下主导空间。

梅达顺说，当时有人批评法院没有做得更多，但事实上，法院除了处理案件直接涉及的法律问题，还针对宪法第12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进行分析，并说明法院当时对“合宪性推定”的观念正在演变，因此保留未来就第377A节条文是否合宪作出裁决的可能。

上诉法院2022年2月对陈生枝案作出裁决后六个月，时任总理李显龙在同年8月21日的演讲中透露，律政部长和总检察长都已向内阁提出评估，第377A节条文未来若再面对法律挑战，很可能因抵触宪法第12条而被推翻。政府随后宣布，将在广泛征询民意后废除该条文。

梅达顺指出，广泛咨询受影响的群体，是法院无法做到的事情。政府最终完成立法修正，这个原本可能造成社会分化的问题，也基本上不再引起争议。

因此，他认为，这起案件显示，不同原则之间虽可能相互拉扯，但仍能实现法治的实质效果，也就是通过阻止检控的判决保护了申请人，厘清了法律问题，并让政治部门居中调解，找到适合新加坡的社会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