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产业观察 — 晶圆制造、设备材料、芯片设计与半导体地缘产业深度分析

<figure><img height="549" src="https://x0.ifengimg.com/ucms/2026_34/E80AC9A64722EBDD3722CFD67BC4ACA790789FBE_size236_w975_h549.jpg" width="975" /></figure>【编者按】这是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睿的日记。她身处德黑兰，既是战争的亲历者，也是观察者。在她的日记里，可以看见这场战争中，一个个具体的普通人、一幕幕身边的具体场景，以及她最真实的感受。<img src="https://x0.ifengimg.com/res/2026/95544A970C973F98823A25842D4C6F54915A20F0_size207_w892_h1280.jpg" />早上六点半起床。我给自己泡了一杯咖啡，简单吃了点东西，开始看报纸，准备连线。今天《建设报》提到卡利巴夫最近的一段讲话。他批评那些聚集在广场上的强硬派支持者，认为少数人不能替全国九千万人做决定。今天连线的重点，则是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在这样一个敏感时刻，这次访问格外引人关注。卡利巴夫说，美伊战争正在推动地区秩序重新调整。换句话说，战争并没有结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竞争，反而让双方对地区影响力的争夺变得更加直接。这也让夹在两者之间的地区国家越来越尴尬。过去，它们还可以尽量维持平衡：既不愿意得罪伊朗，也不愿意得罪美国。但现在，这种“脚踩两只船”的空间正在迅速缩小。阿联酋突然宣布，有两枚弹道导弹从伊朗方向飞来，随后又宣布暂停与伊朗的贸易、商业和金融往来。伊朗否认发射导弹，并称这样的指控只会破坏国家之间的互信，不利于地区安全。但无论事情最终如何发展，阿联酋的决定对伊朗都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迪拜长期以来都是伊朗非石油贸易最重要的中转地之一。我在连线里说，这或许正说明，地区国家正在被迫面对一个过去一直试图回避的问题：到底站在哪一边？伊朗军方的语言也明显变得强硬。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警告南部邻国：任何形式为美国军事行动提供援助或便利的行为，都将被视为与美国军队合作。地区空气里的紧张感越来越明显。但今天还有另外一个让我很注意的变化。前总统哈塔米罕见地公开谈到了当前的谅解备忘录，并明确支持通过谈判尽快结束战争。我看到一篇评论文章，题目叫《共同生活的历史机遇》。里面引用了哈塔米的一句话：“我希望，凭借智慧和务实精神，抛开情绪，通过周密考虑和维护公共利益，我们能够顺利度过这个阶段。但一旦度过这个阶段，政府将面临更艰巨的任务。”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因为哈塔米谈的已经不仅仅是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他真正问的是：战争结束以后，伊朗怎么办？在他看来，外部战争无法轻易摧毁伊斯兰共和国。真正危险的，是政府如果不能解决那些让越来越多民众与体制疏离的问题。经济、通货膨胀、就业、生活成本，以及人民与政府之间越来越深的距离，都不会因为战争结束而自动消失。所以结束战争只是第一步。更难的是战争之后。如何重新处理与世界、特别是邻国的关系；如何恢复经济；如何进行制度、方法和政策上的调整；如何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文章把这一切称为一次“共同生活的历史机遇”。我很喜欢这个说法。因为现在伊朗面对的问题，似乎已经不仅是谁战胜谁、谁压倒谁，而是经历了这么大的代价以后，不同的人还能不能重新找到一种生活在一起的方法。<img src="https://x0.ifengimg.com/res/2026/B999A402F4E407ADADD3CBEB56E51AB4803CAA79_size135_w886_h649.jpg" />伊朗妈妈的电话晚上，我给伊朗妈妈打了电话。我先跟她讲了昨晚外交部的记者节晚宴。我告诉她，这次活动其实办得很好。不少记者带着配偶，外交部还专门准备了卡片和玫瑰花，晚餐有烤肉饭、炖菜、烤肉，还有石榴炖鸡。以现在这样的经济和社会条件，还能够把记者节办得像往年一样，甚至第一次邀请不少记者带家属参加，已经很不容易。外交官俱乐部里灯光明亮。人们聊天、吃饭，外交官和记者互相打招呼。那一刻，看起来像很多年前德黑兰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记者节。但走出外交官俱乐部，现实很快又回来了。我问伊朗妈妈：“你今天怎么样？”她说，爸爸白天去上班，下午才回来。她自己在家里看书，一本看完，又开始看第二本。晚上两个人吃完饭，又一起出去采购厨房需要的东西。土豆、洋葱、西红柿、胡萝卜、黄瓜、鸡蛋、奶酪、食用油、番茄酱……买了一大堆，再一样一样搬回家。她把这些琐碎的小事讲完，突然停了一下。然后说：“现在也没什么别的事。”“我们就是坐在这里，一天天数日子，看着墙，等着看以后到底会发生什么。”她说最近一直在看美国方面的言论。美国专家、退役将领的分析，各种政策建议，让她越来越不安。“现在慢慢连美国要向伊朗扔核弹这种话都开始有人说了。”“本来不应该说到这个程度的话，现在也开始说了。这个就很让人担心。”她说，过去很多事情也是这样开始的。“一开始都是一点点传出来。”“先是私下里说，耳边小声说。”“后来越来越多。”“最后真的就走到那一步了。”她问：“现在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家里又停电了她家里今天又停电了。中午一点到三点。德黑兰最近三天特别热。“我刚刚去冲了个澡。”她说。“站在淋浴下面，把身上的汗全部冲掉。你不知道这几天有多热。”但今年大家担心的已经不只是夏天。一些天然气和发电设施受损以后，人们已经开始提前讨论冬天。“现在是没电。”“到了冬天，可能又没有天然气。”她很自然地接了一句：“没有天然气，最后只能烧重油。到时候空气污染，又要把人呛死。”这样的循环，德黑兰人已经非常熟悉。夏天缺电。冬天缺气。天然气不够，电厂烧重油。然后空气污染严重，学校停课，老人和孩子尽量不出门。但今年还有另外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汽油。她提到总统佩泽希齐扬最近谈汽油问题时，至少有一点说得很直接：国家没有钱。制裁还在。现在又有海上封锁。东西进不来，东西也出不去。几座炼油厂又受到损坏。她说，现在外面流传的数字是，伊朗每天存在大约1400万升汽油缺口。“那怎么办？”“总得想办法过下去。”可是汽油偏偏又是伊朗最敏感的社会议题之一。她说，卡利巴夫前一天还公开提醒，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敌人希望利用国内混乱和民众不满，那么政府就不应该轻易讨论汽油涨价。“他说，现在不能谈汽油涨价。”“甚至最好连汽油这个问题都不要谈。”她停了一下：“可问题是，你没有汽油，难道不谈，它就有了吗？”她告诉我，最近德黑兰已经开始有一些加油站陆续关闭。“每天两三家这样关。”“因为没有配额了。汽油不给它们，就只能关掉。”我问她：“那大家还能撑多久？”她没有马上回答。过了一会儿，她给我讲了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李睿，你想，一个杯子放在桌子上。”“你拿一瓶水，一点一点往里面倒。”“一滴。”“一滴。”“又一滴。”“你会觉得，它好像一直还能装。”“可是最后一定会有那么一滴水。”“那一滴掉下去的时候，可能谁都没有想到。”“杯子突然就满了。”“然后水一下子溢出来。”她说：“社会也是一样。”“真正到哪一天，哪一件事情，大家突然再也忍不住了，这个没有办法预测。”“但到了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药品出现短缺然后，她开始跟我讲药。这可能是整通电话里最沉重的一段。她说，现在一些癌症患者使用的进口药，已经贵到普通家庭完全无法承受。她举了一个最近从医生那里听来的例子。一个晚期肠癌患者，需要使用一种进口抗癌注射药。一支的价格已经涨到大约：7亿土曼。病人的家属把药送到医院时，几乎是用两只手捧着。他们特别怕药掉在地上。怕摔碎。医生准备注射的时候，还反复提醒护士：“瓶子里一滴都不要剩。”“因为一滴药，可能就是两千万土曼。”更麻烦的是，这种药并不是有钱就一定能够在正规药房买到。“药房没有。”“你可能得去纳赛尔·霍斯鲁街找。”德黑兰人都知道纳赛尔·霍斯鲁街意味着什么。长期以来，一些正规渠道买不到的进口药和稀缺药，会在那里通过灰色甚至地下渠道流通。但很多抗癌药又属于冷链药品。“这种药必须一直保持低温。”“冷一次、热一次，有时候药就坏了。”她给我讲自己每年打流感疫苗的经历。以前从药房买疫苗，她都会让药房工作人员把疫苗夹在两袋冰之间。她甚至会多付两袋冰的钱。从药房一路带回家，再用冰袋带到医生那里注射。“一个普通的流感疫苗，我都这么小心。”“你想，那些几亿土曼的癌症药呢？”“如果是在纳赛尔·霍斯鲁街，从一个药贩子的汽车后备箱里买出来，谁知道他之前是怎么保存的？”“他真的一直放在冰箱里吗？”她停了一下。“这就是拿人的命在赌。”她说，一个家庭只要有人得了重病，很多事情就已经没有所谓的理性了。“别人告诉你哪里有药，你就会去哪里。”“别人告诉你多少钱，你也会想办法。”“你只有一个念头。”“让我的病人活下来。”我说，今天我还在《祖国报》网站上看到一篇文章，批评一些中间商利用药品短缺高价倒卖，呼吁政府加强监管。新闻里的“药品短缺”，到了一个家庭里，就是一个人捧着一支7亿土曼的药，生怕掉在地上。除了死没有什么是免费的伊朗妈妈忽然又自嘲了一句：“李睿，现在伊朗已经没什么免费的东西了。”她停了一下。“只有死是免费的。”然后自己又补了一句：“不过死了以后，还得花两亿土曼买墓地。”我愣了一下。“墓地现在要两亿？”“这还只是墓地。”她说，一个人现在在伊朗去世，从买墓地到办完葬礼，家里就算什么都不铺张，至少也要花六七亿土曼。“以前至少死还便宜一点。”“现在连死都贵了。”这句话听起来像黑色幽默。但现在德黑兰人的很多玩笑，仔细听，都笑不出来。她问我：“孩子学校通知开学了吗？”我说还没有。新学期到底是线下还是线上，大概要再等一两个星期，现在大家都不确定会不会打战，学校会不会正常开放。我告诉她，星期六我要采访学者，到时候再问问。她马上说：“你一定要问。”“真的应该问问他们，到底准备怎么办。”“总得给大家一个答案。”她觉得，今年学校能够长期保持正常线下教学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一些大学已经提前通知教师，做好线上授课的准备。PPT、课程材料、教学计划，能提前准备的都先准备。“如果互联网不断，现在还有人工智能，大家还能想办法把课上起来。”“可如果又打仗，互联网再断掉，那就真的很麻烦。”她又重复了一遍：“我现在只希望这一切赶紧结束。”“让孩子们赶紧回来。”“大家都回到正常生活。”“所有人都这么想。”“真的太累了。”我问她：“为什么这种不确定会让人这么疲惫？”她想了一会儿。“我们又不是没有打过仗。”伊朗打过八年两伊战争。她说，当年真正承受战争最重的是南部。阿巴丹、霍拉姆沙赫尔，以及胡齐斯坦很多地方，都遭受了战争最直接的冲击。可是那个时候，至少大家知道：哪里在打仗。哪里相对安全。南方很多家庭逃到设拉子、伊斯法罕、德黑兰。其他城市的人接纳他们。大家一起生活，等战争结束，再回去。“当时至少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她说：“如果现在也明确告诉我们，国家某一个地方在打仗，那大家也会互相帮助。”“那边的人过来，我们给他们腾地方。”“大家一起过日子。”“熬过去。”“就像八年战争的时候一样。”“可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谁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处在什么状态。”不是战争。又不像和平。不知道药还能不能买到。不知道汽油还能供应多久。不知道学校什么时候正常开学。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突然又有新的军事行动。她说：“这种不知道，才最折磨人。”聊着聊着，她又问起昨晚的晚宴。“阿拉格齐看起来怎么样？”“挺高兴的。”我说。“一直在笑。”她也笑了一下：“还能怎么办呢？”昨晚很多记者见到他，其实都想问同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情况？到底有没有消息？下一步到底会发生什么？但什么也问不出来。伊朗妈妈又跟我讲了一个传闻。她说，听说昨天德黑兰大清真寺举行领袖下葬40天的重要纪念活动，因为安保要求，不少参加者进场以前统一上交手机。活动结束以后，据说有些人的手机找不到了。到底是丢失了，还是另有原因，没有人知道。她自己很自然地想到另一种可能：“说不定他们就是想看看手机里有什么。”她甚至半开玩笑地说，也许内部安全部门也想知道，某某人在做什么、跟谁联系。当然，这只是传闻。但现在德黑兰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真正的信息越来越少，传闻越来越多。而当人们得不到答案的时候，也越来越习惯用最坏的可能去解释那些无法解释的事情。说到昨晚的记者节，我告诉她，到了外交官俱乐部以后，我整个人其实一下子放松了下来。那里绿树很多，像一个很大的花园。比市区凉快不少。晚宴来了大概三四百人。很多同行平时只在新闻发布会和采访现场匆匆见面，那天却第一次有时间站在一起聊天，介绍自己的家人。她问：“昨晚是不是挺开心？”我说：“是。”她又问起我的发言。之前我把稿子发给她，她看得很认真。她说：“我特别喜欢。”她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波斯语说法：تننازی در کلام大概就是，话说得轻松、柔和，甚至带一点幽默，但意思其实表达得很清楚。伊朗妈妈说，“你这样讲反而最合适。”“因为那天本来就是记者节。”“不是新闻发布会，也不是政治辩论。”她说：“记者也有自己的职业。”“也有自己的节日。”“也应该被尊重。”这句话让我印象很深。记者和外交官之间的关系，总有一点微妙。记者不停地问问题。外交官不停地决定哪些可以回答，哪些不能回答。战争以后，这种关系更加微妙。因为所有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下一步会发生什么？而真正知道答案的人，也未必愿意说。电话里后来我们又聊到了孩子。我说今天和我妈打电话聊天，我妈还在为弟弟孩子不写作业担心着急。她问我：“为什么中国人对孩子那么严格？”她觉得欧洲教育特别担心孩子承受太大的压力。心理状态和学习本身几乎同样重要。“他们觉得教育和成长，是两件同样重要的事情。”但中国家长好像总担心孩子落后。怕成绩落后。怕别人家的孩子已经学了，自己的孩子还没有学。怕这一步没有跟上，以后一步一步都跟不上。她马上说：“对，就是这个。”“所有人都怕自己的孩子落后。”其实伊朗的教育也并不轻松。她说，一些伊朗中学生学习的内容，在她看来甚至已经接近美国大学低年级。“伊朗在这方面，其实也有一点像中国。”但这些年，很多伊朗家庭对孩子反而越来越宝贝。一个家庭往往只有一个、两个孩子。她有时候看到中国青少年运动员的视频。一个孩子从五六岁开始，每天训练。游泳、体操、乒乓球。一直练到少年时期，终于拿到冠军。她看完以后，第一反应常常不是：“这个孩子真厉害。”而是：“这个孩子是不是根本没有过童年？”她说，每个孩子其实都不一样。一个孩子喜欢看书，什么书放在那里，他自己就会拿起来。另一个可能根本不喜欢。“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性格。”有些学校的作业，她怎么看都觉得没有必要。比如一个字反复写一百遍。“写一百遍到底有什么用？”还有一些孩子暑假也不能停。机器人、钢琴、外语补习班，一个接一个。“孩子一天到晚都在赶场。”“可他到底想不想学，有时候反而没有人问。”她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孩子以后到底要成为什么？”然后她自己回答：“健康长大。”“上大学。”“学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能工作。”“能养活自己。”“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还不够吗？”她最不能理解的，是为了所谓的“成功”，把孩子逼到完全承受不了。“你辛辛苦苦把孩子养大。”“最后孩子都没有了。”“那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她说：“孩子还在的时候，成功才有意义。”“孩子不在了，还谈什么成功？”后来她又说，人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快长大。“我们只是个子长高了。”“有些人头发都白了，心里还是个孩子。”伊朗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白头发的孩子。”一个人可能已经四五十岁。有工作，有收入，甚至事业不错。但面对责任、婚姻和家庭，心理上仍然像一个没有真正长大的少年。她说，现在伊朗也有不少这样的年轻人。不是没有能力。有学历。有工作。有收入。但迟迟不愿意结婚。“因为结婚本身就是责任。”“成为父亲、成为母亲，责任就更大了。”她最后说：“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养孩子最重要的，不是让他赢过所有人。”“是让他有一天真的能成为一个完整的大人。”我觉得这句话比很多关于教育的方法论都简单。她后来又给我讲了一个自己认识的家庭。十岁的小孩子每天早上有校车来接。放学以后再送回来。但真正的育儿，几乎从放学以后才开始。奶奶帮忙照顾孩子。学校每天的作业发到姑姑的手机上。姑姑白天在公司上班，还要把孩子的学习材料全部打印出来，一份一份准备好。晚上七点，她下班回家。第二份工作才真正开始。陪孩子学英语。陪孩子做数学。再做其他作业。给孩子吃饭。洗漱。哄他睡觉。有时候，孩子的父母一直到半夜两点多才来接。“半夜两点，孩子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还要被叫起来带走。”奶奶看着心疼，也会生气。她总催自己的儿子：“你早点回来不行吗？”“晚上九点来接，十点来接都行。”“孩子刚刚睡着，你半夜再把他折腾醒干什么？”但很多时候，说了也没有用。前几天，儿媳妇和儿子大吵一架，终于也累了。她对家里人说：“如果他还一直这样，我真的不想再过了。”“我要走。”婆婆听完以后倒很冷静。她说：“你要走可以。”“但是孩子你也带走。”“你们两个还一起生活的时候，我可以帮你们。”“你们要工作，我可以帮忙照顾孩子。”“但如果有一天你们不一起过了，就不能把孩子扔给我，让我替你们把孩子养大。”伊朗妈妈讲完以后叹了一口气。“你看，其实哪里都一样。”父母要工作。老人帮忙带孩子。姑姑、叔叔也被卷进来。每个人都在帮忙。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的生活。最后，一个孩子的成长背后，可能站着四五个已经疲惫不堪的大人。“大家都有自己的问题。”“这种事情不是哪个国家才有。”“全世界都一样。”然后她笑了一下：“真主给我们大家一点智慧吧。”“智慧这个东西，人人都需要。”电话快挂的时候，她又惦记起我母亲。让我代她问好。说到最后，她的声音又恢复成平时那种温柔：“照顾好自己。”“听见没有？”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电话就是这样。从战争说到停电。从汽油说到抗癌药。从孩子的教育说到婚姻。从别人家的孩子，再绕回自己的父母。国家的大事和一个家庭最细碎的生活，从来没有真正分开过。赫马提的讲话晚上，我又看到了央行行长赫马提在电视上的访谈节目。我对赫马提的印象很好，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经济学家，他三次参加伊朗总统选举，在选举中侃侃而谈。他还曾经担任鲁哈尼时期的央行行长。可惜在总统佩泽希齐扬时期，他刚被任命为经济部长就因为里亚尔兑美元汇率暴跌被议会弹劾。现在战争下，伊朗经济陷入危机，赫马提又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央行行长。他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对当前经济形势做了一次相当坦率的评估。他说，此前虽然已经签署了有关解冻伊朗海外被冻结资产的备忘录，但到现在为止，一分钱都还没有真正解冻，相关执行工作也已经暂停。石油出口下降以后，国家财政收入在减少，税收和社会保障缴款也跟着下降。更麻烦的是，因为美国制裁和资产冻结，伊朗即使有外汇储备，也不能像正常国家一样自由动用。赫马蒂承认，现在的经济环境甚至比2018年至2020年更加复杂。他谈到通胀时也很谨慎，只说上个月“通胀增速”有所放缓，而不是通胀已经下降。也就是说，物价仍然在涨，只是涨得没有之前那么快。近期一些基本生活物资涨价，他认为也和优惠汇率取消有关。他同时试图安抚民众，强调基本商品和药品供应仍然可以保障，政府准备把电子食品补贴提高大约22%到23%，尤其照顾低收入家庭。但真正让我在意的，还是他说“被冻结资产至今没有解冻”。因为这意味着，政治和外交层面签署的备忘录，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转化成普通人能够真正感受到的经济缓解。石油收入下降、外汇受限、通胀继续、银行体系长期失衡，政府现在更多是在通过补贴和行政手段维持基本生活。这或许还不能简单地叫作“经济崩溃”，但同样也很难称为“恢复正常”。更准确地说，伊朗现在维持的是一种脆弱的平衡。东西或许还能买到，药品或许还能想办法供应，财政也还能继续运转，但整个体系对于石油收入、外汇来源和外部融资渠道的变化，已经越来越敏感。也就是说，经济正在慢慢变成伊朗战略空间里最现实的一道边界。这和晚上伊朗妈妈跟我说的那些话，其实是同一件事。中央银行行长讲的是外汇、财政和被冻结的资产。普通人感受到的，却是另一套语言：药越来越贵了，汽油开始紧张了，补贴还够不够，冬天有没有天然气。宏观经济最后总会落到一个家庭的餐桌上。关于女歌手的一条新闻睡觉前，我看到一则新闻，是女歌手希瓦·西菲扎德，因为此前公开独唱，被初审判处四年监禁。她自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问：吟诵萨迪的诗歌，演唱伊朗歌曲，为什么会被认为是在“煽动腐败和淫秽”？伊朗音乐之家也对此提出抗议。看到这条消息，我又想起白天看到的那篇《共同生活的历史机遇》。哈塔米在谈改革。改革派在谈结束战争。有人在讨论如何重新建立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可与此同时，一个女人因为唱歌，仍然可能面对四年的监禁。这或许也是今天伊朗最真实的矛盾之一。大家都知道很多事情需要改变。但真正接受改变，却远没有说起来那么容易。鲁哈尼政府时期的总统办公室主任马赫穆德·瓦兹伊今天也说了一段很重的话。他说，伊朗国内有一股力量根本不相信通过谈判结束战争。他们相信的是：必须一直打下去。要么对方被摧毁。要么自己被摧毁。而人民必须抵制那些不顾国家利益、只会喊口号的人。我突然觉得，这句话和早上《建设报》上卡利巴夫批评那些试图替九千万人做决定的人，似乎形成了某种呼应。从卡利巴夫，到哈塔米，再到瓦兹伊。过去立场并不完全相同的人，现在都在不同程度上谈同一件事情：这个国家不能永远生活在战争和对抗之中。但电话另一头的伊朗妈妈，其实没有讲这么复杂。她只说：“我们到底还能这样生活多久？”也许对很多普通伊朗人来说，他们并不真正关心一个新的地区秩序应该叫什么，也不关心谁在政治斗争中最终赢了谁。他们关心的是：明天还会不会停电。冬天有没有天然气。加油站还有没有汽油。药房里还能不能找到药。孩子什么时候能够正常上学。出门以后，还能不能平安回来。以及什么时候，他们终于可以不用每天睁开眼睛，就先猜测今天又会发生什么。伊朗妈妈说，社会就像桌子上的那个杯子。水还在往里面落。一滴。一滴。又一滴。所有人都看着它。却没有人知道——哪一滴，会是最后一滴。

凤凰女记者德黑兰日志丨药越来越贵，汽油开始紧张，除了死没有什么是免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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